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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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電影「亞歷山大帝」時,我曾從電影敘事中分析導演奧利佛史東將亞歷山大帝征伐的野心,詮釋為一種伊底帕斯情節。基於亞歷山大史料的斷簡殘篇,亞歷山大帝的確容許後世有很多的詮釋空間。

  藝術史也不例外。

  譬如說,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人文主義與希臘羅馬文化的復古風潮,使藝術家特別偏愛亞歷山大帝與希臘英雄阿基里斯之間的系譜關係。

而文藝復興威尼斯畫派的Veronese,基於買畫者多為貴族世家,將大流士家眷與亞歷山大帝,全都畫的一如貴族一般的氣派。

文藝復興三巨匠之一的拉斐爾,在其名著「雅典學院」(1510)中,將亞歷山大帝和所有科學、文學、藝術、哲學等人文學者並列,這意味,對拉斐爾而言,一切已逝的、當今的各界偉人,全臣服在「真理的追求」之下,是他最嚮往的烏托邦。

  巴洛克時期路易十四一朝的畫家勒布朗(Charles Lebrun,l619-90),則因著「君權神授」的王權鼎盛,將凱旋戰勝的亞歷山大帝,企圖勾畫出天人同榮的神聖之感。

  到了浪漫時代晚期出現的象徵派藝術,代表藝術家牟侯(Moreau),將亞歷山大帝的凱旋,特別強調出異國風情,使畫如詩一般的夢幻。

這種基於自身時代不同,對亞歷山大所做出的不同的詮釋,無非是想透過重新詮釋,以借古喻今。奧利佛史東特別凸顯亞歷山大的同性戀傾向,以及這背後「跟母親一齊殺了父親,不得不像瞎了眼一般的流亡,導致非理性的一再征伐。」的伊底帕斯情節,無非是後現代拆毀式的英雄觀的其中一種表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