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 劉渼
第六章 台灣《文心雕龍》研究具體成果之三
第二節 文體論
文體論是「文學體裁論」【21】，指〈明詩〉以下二十篇，劉勰在〈序志〉篇說：「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由卷二至卷五的二十篇，區分為文、筆兩大類，各篇行文體例完全依照上述四大綱領，故自成一類，又稱為「文學流別論」、「區分論」或「文類論」【22】。
21參王師更生《重修增訂文心雕龍》頁三三八、《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秘寶—《文心雕龍》》頁五九。
22「文學流別論」，如吳東權〈劉彥和的文學創作論―讀《文心雕龍》有感〉。「區分論」，如藍若天《《文心雕龍》的樞紐論與區分論》。「文類論」，如李再添《文心雕龍之文類論》；陳拱《文心雕龍本義》稱為分類論、文章分類論、作品分類論（頁一二三六）。
通論
由於文體論二十篇幾佔全書之半，要能全體把握並析論精準，首須掌握研究要點，王師更生在此方面有所開示，言〈明詩〉以下二十篇，從文學理論看是「中國文學體裁論」；從劉勰本身說是「劉勰的文體分類學」，研究它必須把握以下要點：一、注意時代背景。二、其分類的範疇與內容，如歸屬、篇次、文筆區分、與五經的關係等。三、「原始以表末」四大基本原則。四、劉勰在文體分類上的創獲。五、它在全書中的地位。六、探究它的現代價值，如集大成、分體文學史、總結創作經驗、救弊意義、民間文學【23】。
23參王師〈臺灣《文心雕龍》學的研究與展望〉、〈文心雕龍學在台灣〉。
故他有一篇專文探討之：〈《文心雕龍》文體論析例〉，論述文體論的思想淵源、二十篇基本架構、成規定例、運思行文的方法，並肯定文體論在全書的價值【24】。在四大綱領外，還提出「以時代為先後的歷史論敘法」與「以作家為主的社會評述法」二種方法【25】，復闡明各體的區分與彼此關係，各體的淵源及各時代的風尚，強調須將文體論視為一有機整體來研究。王師門生方元珍在〈論《文心雕龍》之文章藝術〉即引此「文學發展史觀」與「作家為評述中心」二法，作為《文心》文章結構特色之一。
24詳下「四大綱領」及《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文體論》。
25關於文體論方法，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言「〈明詩〉篇說『故鋪觀列（歷史）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異同（比較），而綱領之要可明矣』」「可以看作是他對各種文體創作特點分析的基本方法」、「比較的研究與歷史的研究互相結合的方法」，可與此相參。
七、八○年代另有二篇綜述文體論，一是周弘然〈《文心雕龍》的文體論〉，言劉勰是有限度地承認「文筆之分」，並以之究論文體。各篇的正文敘事理，是筆；篇末贊語，是文。至於「敷理以舉統」則顯示劉勰依綜合觀點，採取中庸之道，不外乎美的形式與善的內容相配。文中略引二十篇原文並稍加介紹。
二是彭慶環〈《文心雕龍》文體論〉，認為一至廿五篇是文體論；廿六至四九篇是文理論。〈原道〉、〈正緯〉為立論的主旨。〈辨騷〉、〈明詩〉是文體分類、文筆區分之始。文中對六朝各家文體分類作出比較，並有清代姚鼐、曾國藩文體分類舉要，皆有圖表說明。
觀王師、周氏、彭氏三家綜論文體，周文過於簡略；彭文著重在與劉勰前後代文體分類相較，皆未直探文體論要旨。又彭文遵守上篇論「文體」的說法，復將〈辨騷〉篇置於文體論，頗有可議處。王師則作了全面性綜合研究，於文體論的基本架構、行文體例、運用方法、現代意義與價值等都有深入探討，如開示文體論研究要點；並從原典出發，抉發文體論結構的完整性；指出文體論有史論與作家論的內涵與方法等，故最能深入闡明劉勰文體論要旨。
由於「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四大綱領，是文體論各篇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與組織架構，論者甚多，最早有徐復觀〈《文心雕龍》淺論之七—文之綱領〉，指出「曹丕陸機們，對文學都是作橫斷面的把握，而劉彥和則是作綜貫性的把握」，曹陸重視「形式中的藝術性」，劉勰注重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文與人的關係以及文在人生的意義，所以是從發展的觀點來把握文學，此乃劉勰的最大特長之一。而「原始以表末」是探討各類文章的根源與流變。「釋名以章義」是以訓詁法，解釋各類文章之名，以彰顯其應具備的基本內容。「選文以定篇」是選出各類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資學文者摹習文體（「定篇」即「定體」）。「敷理以舉統」指出某類文章在文體、藝術上的要求，偏重於形式上講。文末並與蕭統《文選》相較，認為劉勰的文學範圍較《文選》廣，分類則較之為簡，這是因他以性質來分類，而《文選》乃「因名立目」。故〈雜文〉、〈書記〉二篇統括雜體，解決了分類上的實際困難。
同時還有廉永英〈《文心雕龍》體例考辨〉，綜述文體論四大綱領：「原始以表末」論文體沿革；「釋名以章義」敘文體命名的涵義；「選文以定篇」舉各體的範文；「敷理以舉統」析各體的風格。詳於介紹「釋名以章義」，徵引二十篇為証。其他三綱領則僅舉〈明詩〉、〈樂府〉二篇為証。
王師更生則以現代觀點作進一步的闡述，指出「原始以表末」是論敘此一文體的源流和變遷，等於今天按文體分類的一部「中國文學史」。「釋名以章義」是詮釋此一文體命名的涵義及由來，從文體命名來說明其性質。「選文以定篇」是開示此一文體的領袖作家和作品，選出各文體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來加以評定，可說是劉勰的「比較文學論」。「敷理以舉統」是說明此一文體的作法、風格特徵、避忌和作用，等於是「各體文章的作法軌範」【26】。並言四大綱領的先後次第，也不完全劃一，如「原始以表末」常與「選文以定篇」混而不分，乃「寓選文於表末之中」；也常與「釋名以章義」前後倒置【27】。又說：「如果同篇之中，事涉兩種以上的文體時……在『釋名以章義』的常例之中，又有分釋、合釋二種變例。『選文以定篇』部分運用單論、合論、比論三種體例構成【28】。」除四大綱領的基本架構外，王師又歸納出劉勰在文體論上的成規定例：論各種文體的區別、關係、淵源、風尚、寫作態度，以及各種文體的附論。【29】
26參王師《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頁三二一；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秘寶—《文心雕龍》》頁六一。
27四大綱領的具體結構方式，復旦大學古典文學教研室《中國文學批評史》言「釋名以章義大抵在各篇之首，敷理以舉統常在篇末，原始以表末、選文以定篇在中間」、「二者常結合而不能截然劃分」。蔡鍾翔《中國文學理論史》言「這四者的有機聯繫構成了史、論、評三結合的體例。」可與此相參。
28單論、合論、比論，詳王師《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頁三一七至三二一。
29見王師更生《文心雕龍新論．劉勰文心雕龍結構的完整性》。另參《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文體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秘寶—《文心雕龍》．囿別區分的文學體裁論》。又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在四大綱領外，也提到文體論內容包括：「論各種文體區別、相互關係、產生、類別、共同的淵源。」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也說還有「辨別各體不同的風格」。劉永濟《校釋》則提出「附論」等，可相參。
晚近黃景進引用現代西方理論提出他的看法，〈從「論文敘筆」看劉勰評論文類的方法與觀點〉言「『論文敘筆』的四個步驟形成兩條主線，一條是說明文類的基本意義及標準規格，一條是考察文類的演變及其重要作家與作品。前者是論文類的常體，後者是論文類的變體。」關於「釋名以章義」，指出劉勰的解釋方法有三：釋名、釋義、溯源。「原始以表末」指出由於文類發展、演變的情況多變，劉勰的敘述有從萌芽到成熟的演變；有由盛轉衰的情形；有由「有實無名」到「名實具有」。並引西方現代文論，說明由「正體」到「變體」到「訛體」的變化。復引「俄國形式主義」理論說明文體演變是由於支配因素（文體規範）「移位」所造成的。「選文以定篇」則歸納出「文類與朝代關係總表」、「文類與重要作家關係總表」等來加以說明。「敷理以舉統」，言「敷理」是「敷陳文類風格產生的原因」，「是從文類的外在環境與內在動機兩方面說明文類寫作的原因」；「舉統」是「舉出文類寫作的要領」。敷理必須依附在舉統之上。劉勰以義、辭說明寫作要領，「義、辭兩者是本、末的關係」。
故徐、廉、王師、黃四家對四大綱領的闡述，分別代表了不同時期的研究成果，早期徐、廉二家，徐文注重對四大綱領的說明及與《文選》的比較；廉文注重舉原文來印証，在初步闡釋上有其貢獻。王師以現代觀點抉發四大綱領的現代意義，彰顯劉勰文體論的居今價值。最近黃氏取徑西方理論來析論，故四家分別從原始意義、現代意義、西方理論意義三方面，彰明四大綱領精義。
至於劉勰文體分類學的基據，王師更生〈論劉勰「文體分類學」的基據〉，首先釐清幾個文學觀念的演進，即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文與筆兩分說的出現。次論劉勰文體分類學涉及的體類，可分為三層次：文筆、各篇篇目上標出的文體、各篇內附論的文體。在設篇分類上，方法靈動，有獨體設篇的、兩體相近合為一篇的、眾體雖繁而無類可歸的，有韻歸入〈雜文〉、無韻歸入〈書記〉。並歸納出劉勰文體分類學的六大基據：採歷代學者成說、汲當代文論精華、當代通行文體、作品內容與形式結合、反映社會現實生活、作品性質與功能。結論言此能為當前新文學文體分類催生。
晚近洪順隆連續撰寫二文析論劉勰文體分類的三大視點，一是〈從分類視點論《文心雕龍》文體學〉，從文體論二十篇中，依劉勰對各體所下的定義（名目和概念）及所舉作品為對象，探索其文體建構的分類視點，得出形式、題材、用途三大視點，結論指出劉勰的文體論是「多視點的分類所完成的多標準文體學」。
二是〈《文心雕龍》文類系統新析〉，首先概說《文心雕龍》文體論二十篇，大致分為三十三類（八十種）。復討論文體分類的瑕疵，主要綜採周振甫、詹英、趙仲邑、王運熙各家的研究成果，歸納為「一類多體」，如〈雜文〉篇；「一體多分」，如〈明詩〉和〈樂府〉等瑕疵。最後說明造成此一瑕疵的原因，是劉勰用了形式（文類如詩、賦；筆類如論、說）、題材（文類如誄、碑；筆類如史傳、諸子）、用途（文類如頌、贊；筆類如封禪、檄移）三大視點來區分。文中並畫表以詳之，言劉勰提供的是「次級層次多種標準分類學」。
故王師歸納六大基據作為當前新文學文體分類的參考；洪文強調分類上的形式、題材、用途三大視點，皆有助於建構中國現當代文體分類學。
以專門著作綜合研究文體論的高達四部半之多，是各論之冠。首先是藍若天《《文心雕龍》的樞紐論與區分論》，由於此書僅在卷二區分論裡談到文體，故算作半部。分為四章：道文區分、文類區分、文類根源、文類比較。文類區分，討論文言、文筆兩分法；並深究〈史傳〉不是「敷衍成數」；〈諸子〉未必「不見發明」；〈書記〉所論都是「文章」；論、說合篇有失平衡。文類根源，討論前人的文類分法、當前的文集彙法、宗經根源論的缺失與可取。文類比較，與劉勰之前的《七略》、《典論》、〈文賦〉、《流別集》、《翰林論》；及他以後的蕭統等九家、姚鼐等四家、選集等相較。故藍書多談論文體論的外緣方面。
次部是李再添《文心雕龍之文類論》，分為十一章，首章至三章為緒論，論劉勰生平、《文心》著述背景、全書體系。第四章至第十章為本論，辨析文體與文類、駢散派及文類論二十篇的基本架構、個體分析、行文方式、各篇題義申述。末章結論，言文類論的學術成就。此書有一半篇幅直接談論文章體裁，且多用成說，如第四章辨析文體與文類，係根據徐復觀文體論；第八章言文類論的行文方式有時代先後的文學史觀和作家為主的社會評判法，係根據王師更生。故未對劉勰文體論作全面研究。
第三部是陳昭瑛《劉勰的文類理論與儒家的整體性世界觀：一個辯護》，為台大外研所博士論文。導言說明《文心雕龍》研究裡的文類理論研究性質、本書在比較詩學研究的定位、在儒學研究中《文心雕龍》研究的意義、馬克斯主義影響下的詩學。第一卷相關理論系統，第一部分論文學整體論及其起源，分別談黑格爾的全體論、席勒的整體論、馬克斯《經濟和哲學手稿》整體論、文學和藝術在社會文化整體中的位置、文學與相對的整全具體、認識論下的整體論和對實証主義的批評、文學的主體（主題、主旨）的參與者、展望和承諾（美麗的社會）等。第二部分論文類理論中最具關鍵性的社會學說，分別討論黑格爾的三大文類、魯卡區和古得曼的小說理論、阿多諾論歌詞與抒情詩、本雅明的文類社會學、吉士論悲喜劇等。第三部分談儒家總體論的世界觀，論「仁」（個人與團體的統一）、認識論的整體論、時與權（辯証方法學）、知行合一、自然生活與道德生活統一。第四部分談儒家的詩歌和音樂美學，論詩歌和音樂的遺傳學、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時代精神、詩學的教化功能和社會批評、荀子〈樂論〉中的通變觀、禮樂之治。第五部分談文獻分類中的必要性和應變性，分別談與文明、權力、科技的關係。第二卷劉勰的文類理論系統，首先是劉勰詩學通論，論劉勰的儒家二夢、道與文的關係（類比、連續和美感原則）、方法學的整體論、文之樞紐與文類系統的關係。其次談文類理論的本體論基礎和歷史淵源，從天文、地文到人文、從文的意象到文的言語、歌唱與祭祀（最早的文類和歷史起源）。再次是文類的系譜，論劉勰以前的文類萌芽期、劉勰文類族譜的建構、古典主義和歷史傳統雙重特性、在《文心》全書中的位置。接著是文類政治學，談劉勰與儒家政治思想、文類與政治的辯証關係、實用效果和藝術效果的統一。最後是文類與文風的關係，談水、樹、身體和五色錦的四個隱喻、文風的異化和回歸。結論指出劉勰對儒學的貢獻。故此書從比較詩學觀點來研究《文心》文體論，主要透過馬克斯主義等理論來探討劉勰文體論中的儒家整體性世界觀。故此書上半部闡述西方理論，下半部才扣緊《文心》理論來談。是從西方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等觀點切入中國儒學的比較詩學。
第四部是劉渼《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研究》，為台師大博士論文，全面抉發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至〈書記〉二十篇文體論的精義。共分八章：首章緒論。次章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產生的背景。第三章劉勰《文心雕龍》文體的理論背景。第四章談內容，論析「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四大綱領。第五章言特色，如文體的選擇，有時代性與普遍性的特色。分體設篇有多重標準與立篇層次性的特色。論述有方法多樣性、論點文學性、用語精準性的特色。第六章歸納其價值有六：集前代文體論大成、奠定下篇基礎、分體文學史、文學批評、美學思想、國文教學【30】。第七章探其影響，論對當代與後代文論的影響、對史論的影響、對總集編纂與序說的影響。末章結論，說明劉勰以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周全的體例，謹嚴的組織架構，建立完密的理論體系，自成一門「文體分類學」。故當急之務，宜以《文心雕龍》文體論為指導，以現代文類為對象，建構一部純屬現代文學的「文體論」，以彰顯其古為今用的價值。
30關於文體論價值，《文心雕龍綜覽》總結各家意見，與此同者有：集大成、理論基石、分體文學史等，唯未涉及文學批評、美學、國文教學等層面。
她的〈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選體、分體、論體的特色〉錄自上書，言劉勰文體論以宗經思想為指導，復參酌兩漢以來史家目錄之學，又處於魏晉文士有意識創作各體文章的背景及文筆區分的觀念下，在選體、分體與論體三方面有以下特色：選體上，劉勰所選皆魏晉以來通行的文體，且搜羅多達一百七十餘種，故有時代的意義與普遍的特徵。分體上，首先以當時流行的文筆說，分為有韻之文與無韻之筆兩大類；其次本其宗經思想，將各文體依經類聚，約括為五類；再依史家目錄之學，安排其分合，故有標準的多重性特點。其分體乃依上述標準，加以層次性安排：第一層次，大別為文、筆二類。第二層次，是各篇篇目上所標示的文體與各篇次間的關係。第三層次，是附論，不但在各篇主要文體下，附論若干相關文體；且在文、筆兩大類中，設〈雜文〉、〈書記〉二篇，容納其餘文體。故其分體設篇有層次性特點。論體上，有論述觀點的文學性，如文類強調其抒情性，筆體強調其感染力。方法的多樣與靈活，如四大綱領分別用訓詁學方法、歷史敘述法等。下語的精準無誤，如〈銘箴〉言「李尤積篇」，常璩著錄其有「百二十銘」，《全後漢文》存其八十四銘，故有論述精確等特色。由於此書全面深究劉勰文體論，故甫出即見徵引，如吳福相等【31】。
31吳福相〈從《文心雕龍》文體論探討《莊子》、《呂氏春秋》寓言分類之適應性〉，根據劉書所論的分類原則來析論，詳第四章次節「研究方法．比較」。
第五部是許玫芳《文心雕龍文體論中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之理路成變―從人類學及宗教社會學抉微》，書分一、二篇，從人類學及宗教社會學看《文心》文體論〈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封禪〉等篇。一篇言「自然崇拜」，二篇言「祖先崇拜」。各篇又分別從義法、理路、情境三方面立論。如言「自然崇拜」的祭祀活動，可在《禮記》中找到詳細資料，且可與《文心》比對應証。結論指出劉勰《文心》文體論中關於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的內涵，可透析古代先民的生活型態、風俗習慣與政治狀況，貢獻厥偉【32】。此書根據人類學、宗教學等有關自然與祖先崇拜的理論，來看劉勰論述各體文章中有關祭祀的記載，焦點明確。
32關於本篇所運用的人類學與宗教社會學理論，詳第四章第二節「研究方法．與學科結合」。
上述各書，藍著多討論外緣方面；李書針對文章體裁，以申述各篇題義為主，代表早期文體論研究的傾向。九○年代以後的三部專著，陳、許二書中西合璧，陳書以英文撰成，是比較詩學的佳構；許書旁涉人類學、社會宗教學等，能開拓新局。劉書深究原典，全面系統地抉發劉勰文體論精義。陳、劉兩書是博士論文，代表晚近學術研究對文體論的重視。
由於文體論二十篇規模龐大，不易全盤掌握與瞭解，故早期對它的研究側重於四大綱領的闡釋與舉例。隨後則有全面綜合研究。新近分別從分類基據、視點、比較詩學等方面作深入探討。從通論部分出現五部專書，足見學者注重對文體論的整全把握。由研究論著在九○年代以後逐日增多的情形來看，知一向被忽略的文體論越來越受到重視。
分論
〈明詩〉篇
探究〈明詩〉篇的論文有十篇、專著三部，高居文體論各篇之冠。校注有廉永英〈《文心雕龍．明詩》第六會箋〉，綜輯成說，末加案語以明己見，如古詩十九首作者，言徐陵《玉台新詠》是「五言起於枚乘說之所由生也」，劉勰在〈明詩〉篇中已存疑，《文選》未列作者、《詩品》也說「吟詠靡聞」、陸機擬作亦不題作者，足見各家均未採信為枚乘所作。文中論詩之原起和功用，詩的演變、時代詩風與代表詩作，以及各詩體要。
專論劉勰詩論有四篇，張健雖然寫了二篇：〈劉勰的詩論〉、〈劉勰的詩論與創作論〉，談詩論部分實為同篇，首先根據〈明詩〉篇談詩的定義、詩的沿革與變化、各體詩的特色、對以往作品的批評等。接著提出五點看法，言劉勰對詩的觀念是進步、平穩的。但循其宗經思想論斷正邪，與純文學觀點不同。批評往往流於空泛。又為行文方便數人並論，如將「魏之三祖」樂府詩混為一談，不易使人明瞭其意。劉勰採用的駢文不宜作文學評論。
二是李元貞〈劉勰的詩論〉，言劉勰對詩的看法是綜觀體用，體指詩產生的本原，用指詩對人生社會的功價。在體方面，詩產生於人「心」，人心七情能感物吟志。其創作手法是摛風（內容）、裁興（表現技巧），能使詩意含蓄。在用方面，詩對人生社會的功能在於能持人情性、義歸無邪。
三是胡傳安〈《文心雕龍》論詩〉，言《詩經》為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純文學鼻祖，故論文與詩，皆從它開始，故以〈明詩〉篇居首。論詩的定義、起源與體裁、古詩十九首時代的商榷、流變、風格（自然、抒情、聲律、用事等）、對詩人的品評。末言劉勰論詩的四種態度：篤實、均衡、客觀、存疑。全文大致上依〈明詩〉篇原文立論。對於古詩十九首的時代，認為在班固〈詠史〉之後、建安之前。
四是王新華〈劉勰論詩〉，由全書中歸納出劉勰的詩觀有三：崇尚自然、主張抒情（〈情采〉）、重視創造（〈通變〉），與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同。並由〈比興〉篇談劉勰對詩比興的看法。此篇行文極其簡略。
此四篇皆作於八○年代中葉以前，有的依據〈明詩〉篇原文立論，有的從體、用兩方面來說明，有的提出劉勰詩觀，研究方向與手法較為傳統。其中胡文辨析古詩十九首的時代，能提出一己看法。
近來有一篇運用劉勰詩論來從事實際鑒賞工作：洪富連〈由《文心雕龍》詩歌理論評賞《文選》所錄陶潛詩文〉，以《文選》所錄的八首詩與一首辭為主，從〈明詩〉篇抒發情感的吟詠談陶詩內涵。從〈麗辭〉篇印証陶詩的沖澹自然，詳析九首裡的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例。從〈比興〉篇探求陶詩筆法。從〈物色〉篇說明陶詩的情景真實。從〈體性〉篇論陶詩旨趣高妙。由於劉勰未討論陶詩，故此篇的出現，有相輔相承的作用。
至於三部專著，都是學位論文：第一部是劉振國《劉勰〈明詩〉篇探究》，為文化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乃龍學第二部學位論文，自述是對劉勰〈明詩〉篇盡補綴之事，關於詩的起源、流變，有完備的補充資料。並有疑義駁正。共分五章：首章劉勰生平及其文學觀，並論中國詩的特質。次章中國詩歌的孕育及起源，五七言詩時代作者，七言詩起源與柏梁台詩。三章論建安詩歌與詩人，有建安七子、曹氏父子。四章論魏晉詩，有正始、太康。五章論東晉、劉宋時的詩壇與詩風。
其他二部都與《詩品》相較：陳端端《劉勰鍾嶸論詩歧見析論》、朴泰德《劉勰與鍾嶸的詩論比較研究》，他的〈劉勰、鍾嶸評論曹操的詩歌〉即出自此，詳第四章次節「研究方法．比較」。故文體論二十篇裡僅〈明詩〉篇有專著，且出現三部，可見它最受重視。
其他還有王文進〈「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解─兼評J.D Frodsham「中國山水詩的起源」一文〉，詳第六章第五節「其他．質疑與批判」。楊美瑧〈《文心》詩論與儒家思想之會通〉，詳本章首節「文原論」等。
〈樂府〉篇
探究〈樂府〉篇的，校注與理論各一篇，校注是廉永英〈《文心雕龍．樂府》第七會箋〉，案語中肯定劉永濟《校釋》對此篇釋義是有始以來最為「詳審而中肯」的。並指出「聲依永」二句是「釋名以章義」。至於對各家校注亦有所評定，如「樂盲被律」，楊明照《校注拾遺》作「胥」，張立齋《註訂》言「楊校不知何所據」，廉氏復引王利器《校箋》為証，評道：「樂盲作樂胥，王校甚是。」又「朱馬以騷體製歌」，廉氏贊同王利器「朱」作「枚」，指「黃、范、劉、張諸氏皆誤。」
綜述全篇的有陳糜珠〈《文心雕龍》樂府論研究〉，言樂府定義、體裁（三調、鼓吹、鐃歌、挽歌）、與詩騷頌贊等文體的關係、樂府作風的嬗變（樂府史）、代表人物、樂府價值及其評價。末言劉勰對樂府所持的態度是：篤實、匡正、客觀的論述精神。故全文依〈樂府〉篇立論，能勾勒其輪廓。此文結論的寫法，規仿胡傳安〈《文心雕龍》論詩〉。
此兩篇皆成於七○年代中，故〈樂府〉篇的研究論著極少，且後繼無人。
〈詮賦〉篇
對〈詮賦〉篇的研究有五篇，析論全篇要義的是王禮卿〈《文心雕龍．詮賦》篇析恉〉，其行文體例是首引原文，次從題義、篇旨、節次、贊四方面析論之。此篇「題義」引《七略》四家賦及《文選》賦體相較，謂其相異的原因在劉班主述學術源流，以家為主；而蕭劉主論文藝，以賦為主。「篇旨」辨析「要義」與「要則」，乃發揮「釋名以章義」與「敷理以舉統」內涵。「節次」則按四大綱領來析論。
原賦之始的二篇，一是羅敦偉〈《文心雕龍》與辭賦起源〉，旨在澄清辭賦的來源，認為並非劉勰於〈詮賦〉篇所說的「詩有六義，其二曰賦」；也不是賦詩之賦；更不是班固所謂「古詩之流」。「而是散文發達之後，韻文與散文之結晶。」文分六節：班固劉勰以訛傳訛、辭賦何以不是詩賦、語言文學與書面文學、兩個可貴之資料、〈九歌〉轉移為辭賦、散文和韻文之結晶。
二是周鳳五〈由《文心．辨騷》、〈詮賦〉、〈諧讔〉論賦的起源〉，對賦起源、名義及相關問題進行歷史考察，認為賦起於先秦貴族「賦《詩》言志」的風氣，有語言迂曲、文辭典雅的形式，以及諷諭教化的功能。至於騷、賦的關係，漢賦增飾鋪張的表現手法是繼「賦《詩》言志」與屈原《離騷》而來，屈原增強了賦的抒情性，使賦由實用面提昇至藝術層次。六義之賦與文體之賦，沒有直接的關係，將二者附會為一，可能是兩漢經學的產物。賦的起源又與諧讔有關，言：「（諧）有了諷諭的功能，又雜有俳優的趣味，這正是宮廷文學的特徵。」旁証賦為宮廷文學之一。
以上二家都指出六義之賦與文體之賦沒有源流關係，周文結合〈辨騷〉、〈諧讔〉二篇言其對賦體產生的影響，辨析精深。
至於劉勰對辭賦的評價，有傅錫壬〈劉勰對辭賦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探討賦的字義與詩、賦的演變與騷、賦的特色、賦與其他文體的關係、劉勰筆下的辭賦十傑八首。由於此文與胡傳安論詩皆淡江同仁的集體研究成果，故兩文行文體例相近。唯傅文論賦的特色，有賦以鋪陳為事、賦因環境而生、賦以諷諫為旨、賦尚華麗之辭、賦重夸飾、比興與用事、賦以相襲成風，皆深入把握賦體特點。又論詩、騷對賦體的影響，能由實際作品入手等，故此文出現在六○年代，誠屬難能可貴。
另有從比較觀點來談的，有蔡師宗陽〈從《文心雕龍》與《昭明文選》析論辭賦之形構與評價〉，詳第四章次節「研究方法．比較」。
以上各篇，在辨析賦體起源與特色上皆相當深入，並與《文選》中的賦體相較。然都集中在九○年代以前，近十年缺乏對賦體的專門研究。
〈頌贊〉篇
關於〈頌贊〉的三篇研究都是校注釋義，一是王禮卿〈《文心雕龍．頌贊》篇〈祝盟〉篇析恉〉，依原文加以闡釋。
二是李師曰剛〈《文心雕龍．頌贊》篇斠詮〉，其「斠詮」體例，首為「題述」，多先據字書解釋文體名義，再講解全篇主旨、結構段落與大意；次為「文解」，分成三部分：「直解」用淺近的口語直接解說文意；「斠勘」考訂疑文；「注釋」詮明出典、詞義及理論內涵。此篇引黃侃《札記》明頌、贊二體的名義與體類變異。並辨析頌名出於《商頌．那》、《周頌．清廟》等，皆以告神，為頌的正體；至如《魯頌．駉》等，用以致美僖公，為頌的變體。頌以「褒德顯容」為正則，有散、韻之分。至於贊體，也有散、韻之別，散文之贊有史贊、雜贊。並指出黃《注》作「讚」的不妥，宜用「贊」。此點張立齋較早提出，言范《注》引顧千里、孫貽讓《札迻》作「讚」皆有誤。以《說文》無「讚」字來証明讚及儹皆後起字，此說復見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頌贊篇》。
三是廉永英〈《文心雕龍．頌贊》第九會箋〉，在案語中指出全篇的四大綱領。偶有校訂，如劉永濟《校釋》：「『弄文』疑美文之訛」，評道：「案『弄文』不誤，劉說無據」。並引〈雜文〉「飛靡弄巧」、〈諧讔〉「纖巧以弄思」、〈議對〉「舞筆弄文」、〈養氣〉「常弄於才鋒」等，証「『弄』字固彥和所常用」。
故〈頌贊〉篇未有理論方面的研究。
〈祝盟〉篇
關於〈祝盟〉的二篇也是校注，一是李師曰剛〈《文心雕龍．祝盟》篇斠詮〉，綜論祝（祝文贊詞）盟（盟載誓約）二體的名義、演變歷程、各時代的代表作品與功用。「祝盟」總括一切告祭鬼神之文與祭文，與後世「哀祭」總括哀弔、誄辭及告祭鬼神之文，多有出入。祝盟體一為祈福於未來、獻功於當日；一為結信於一時，要質於永久。末引劉永濟《校釋》以詳祝與巫史的關聯特質及祝盟宜「崇實黜華」的原因。
二是廉永英〈《文心雕龍．祝盟》第十會箋〉，辨析全篇「原始以表末」四大綱領所在，並說「彥和釋文體多用單詞聲訓」。對各家說法亦有評定，如「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一段，認為「楊氏《校注拾遺》、斯波氏《范注補正》所舉出典數條，甚確。王利器《校箋》據唐寫本及諸本所校各字，皆可據以校改。」又劉勰對臧劉二子褒貶問題，廉氏贊同曹學佺、黃叔琳、紀昀說法，認為「范文瀾截章斷義，所見非是。」末引〈頌贊〉「容德底頌，勳業垂贊」、〈銘箴〉「銘實器表，箴惟德軌」，言此雙收筆法是劉勰所習用，証明「毖祀欽明」的「明」當為「盟」。故廉氏此文有較多獨到的見解。
故〈祝盟〉篇未有理論方面的研究。
〈諧讔〉篇
對〈諧讔〉篇探究的層面較廣，校注、綜論與辨析文筆各一篇，另有談論滑稽文學與俗賦的二文。
校注有李師曰剛〈《文心雕龍．諧讔》篇斠詮〉，如斠勘據王利器與楊明照二家，從原文「讔者隱也」判定篇題宜作「讔」。
綜論全篇要義的有黃東陽〈《文心雕龍．諧讔》篇初探〉，推考諧讔的源本，以探知劉勰立體的初衷。首先指出論者有見其為文人作以諷君，故視為「宮廷文學」；或因其言及俚諺，而斷為「民間文學」，然此體實「間出《詩經》，折衷里巷」。又〈雜文〉、〈諧讔〉有「從屬關係」，二篇順序不可互乙。復言諧讔體製多端，范《注》歸入「文筆雜」，今人則証其「是文非筆」，均因諧讔重諷諭之用與其淺俗悅笑的本質。復舉例說明二體「辭雖傾回，義須歸正」的本旨。此文大量徵引成說【33】，再加定奪，能提出折衷的看法，值得參考。
33如王師更生《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文體論》、周鳳五〈由《文心．辨騷》、〈詮賦〉、〈諧讔〉論賦的起源〉、顏瑞芳〈〈諧讔〉非「文筆雜」辨〉等。
辨析文筆的有顏瑞芳〈〈諧讔〉非「文筆雜」辨〉，針對范《注》將〈雜文〉、〈諧讔〉置諸「文筆雜」而發，認為范氏誤將紀傳中的史事敘述視為諧讔的構成部分，以致產生「或韻或不韻」的錯覺。故從諧讔的源始、選文、流衍來加以論証，並制表以見其押韻情形。又從《漢書．藝文志》錄《隱書》於賦末，証其當屬文類。對於「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及諧讔與寓言的關係，作深入辨析：由於邯鄲淳《笑林》皆無韻之文，故劉勰的「笑書」不可能指此書；又「隱言」透過譎譬之遁辭以隱藏諷意，「寓言」透過情節之發展以寄托寓意，故二者性質雖近而文體不同。
早期台灣學者有從范《注》「文筆雜」的，如華師仲 《文心雕龍要義申說》。顏文發表後，有學者表示此問題仍有再商議的空間，如黃東陽〈《文心雕龍．諧讔》篇初探〉對邯鄲淳《笑林》是否為韻文有疑義。雖然如此，顏文從探析原因、用韻情形、隱言與寓言異同等方面立論，實屬深思熟慮之佳作。
探究滑稽文學的，有尤雅姿〈從文心雕龍諧讔探討傳統滑稽文學的生態結構及理論特點〉，首先探討劉勰對滑稽文學創作動機的認識，及他對此體的文學技巧與教化功能的體認。並由此進一步深究我國傳統滑稽文學的生態結構，包括其成因、背景、發生者的身心狀況及衍生的社會效應等。末言劉勰在〈諧讔〉篇歸納出滑稽文學的三大表現手法：一是遁辭以隱意，乃配合暗示心理機制作用。二是譎譬以指事，是運用人類的聯想能力。三是譎辭飾說，即誇張。此文稍涉滑稽文學的美學探討。
探究俗賦的，有歐天發〈由《文心雕龍•諧讔篇》論俗賦的義涵〉，首先探討〈諧讔〉的寫作旨趣，言產生於對問，是以諧趣和隱喻為作用的韻文，劉勰看重其箴戒、諷諭的作用，有目錄學上的考量（從段仲熙、祖保泉說）。至於〈諧讔〉內容，首先論其產生的背景與價值；次論諧的效果與缺失；復論讔的原理與源流，並由劉勰多舉史傳成例，言其蒐集困難。復從〈詮賦〉、〈才略〉等篇考察全書有關「俗賦」的內涵。深究「俗賦」義涵與主要類型。最後以現存小說體史傳如《吳越春秋》的解夢辭、敦煌俗賦如〈韓朋賦〉書信中的隱語及解辭、〈伍子胥變文〉的隱語和藥名詩等隱語為例，說明諧讔的性質。
學者對〈諧讔〉篇的研究雖僅五篇，然分別辨析篇名、篇次、文筆歸屬、宮廷或民間文學等問題。且從滑稽文學、俗賦抉發劉勰對民間文學的看法，都能擴展到文化傳統背景與《文心》他篇理論來談，並以實際作品來驗証，論點明確深刻、內涵多元豐富，頗有創發。
〈史傳〉篇
由於〈史傳〉篇論述中國史傳文學，且是史學的首唱，故受到史學家的重視。
全面綜論此篇的有三文，一是李師曰剛〈《文心雕龍．史傳》篇題述〉，言此篇論述史官建置、史著源流，實開我國史論先河。且劉勰提供了二條論史的途徑：闡明義例、揚搉利病。並能由史意、史情，推闡史學義法。至於劉勰宗經思想對史學貢獻，有以下六點：一、史著用以殷鑒興廢，下筆不可不慎；二、《史通》說史才史識，劉勰更強調史學；三、史有融通史料、分別部居兩難；四、宜信古而不泥古；五、忠告諍言，有功世教人心；六、史法有四要，宜守言責。
二是王師更生〈《文心雕龍．史傳》篇的考察〉，全面闡發劉勰〈史傳〉篇精義，從九方面來論述：史官建置（和職守）與史學演進（源流）、闡明史著的義例（宗旨、態度）、揚搉史書的利病（得失）、依經附聖的思想、史家責任與著述目的、學以練事的強調、史料的整理與鑑別、綜論史法的四原則、結論。結論指出劉勰針對當世史家「好奇反經」之弊，引《春秋》經傳及馬、班《史》、《漢》，樹立史德、史意，觸類旁伸，建立頗具條理、空前未有的「史論」。
三是黃東陽〈經學、文學、史學的結合―《文心雕龍．史傳》篇初探〉，指出學者多注意此篇的史學貢獻，對文論建樹則闕而未論。故首先探究劉勰以史入文的卓識。進而言劉勰對史傳準則的建樹，有尋繁領雜、務信棄奇、明白頭迄、品酌事例。對文人德性的要求，有訛濫、枉論二失的告誡。末言劉勰對歷代史著十九家的評述。
以上三文，李師根據原文闡述篇旨，提出劉勰宗經思想對史學的貢獻。王師闡釋〈史傳〉篇理論內涵，包括史官、史書、史家、史法，史學史、史學思想、史評與史論等方面。牟世金稱許王師此文不是以文學的歷史觀、發展觀來研究，而是純粹以歷史學的立場來論述【34】。指出王師藉此篇探析劉勰「史學」的真義。黃文晚出，折衷於李師的經學與王師的史學立場，加上文學立場來論述，故三篇雖皆根據原文立說，然各有側重。
34參牟世金《文心雕龍鳥瞰》頁七九。
純粹立足於史學來談的，有周春塘〈從《文心雕龍．史傳》篇看劉勰史學的理論和實踐〉與杜維運〈《文心雕龍》與史學〉，詳第四章次節「研究方法．與學科結合．史學」。另有黃婕榕〈論《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對《史記》、《漢書》的批評〉，詳第六章第五節「其他．質疑與批判」。故對〈史傳〉篇的研究共有六文，篇數上僅次於〈明詩〉篇，可見學者的重視。
〈諸子〉篇
對〈諸子〉篇的研究有二文，一是王師更生〈劉彥和筆下的子學〉，闡發劉勰對諸子的看法，言其推崇戰國諸子而貶抑漢與魏晉諸子，故《昌言》以下務切時要之作，別無創解、未饜研求。復論述諸子定義、秦漢學術演進、辨真偽的態度、經子合流、論文兼及子學的思想等，肯定劉勰此篇為承先啟後之作。
二是黃端陽〈就劉勰所謂「博喻之富」以論《韓非子．儲說》〉，詳第四章首節「研究對象」。
此二文，王師藉由此篇析論劉勰的「子學」，著眼於大處的宏觀研究。黃文針對《韓非子》一書探討其博喻手法，是著墨於細處的微觀研究。然諸子散文與史傳散文同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對此篇的研究僅有二文，未免太少。
〈論說〉篇
探討〈論說〉篇的有三文，綜述全篇要義有李師曰剛〈《文心雕龍．論說》篇題述〉，詳析論說體的流品類別、界義商榷，與論辨、序跋、注疏三類的淵源名目，並參酌姚《纂》、曾《鈔》序目及近人文體論。
從〈論說〉篇探究劉勰思想的，有呂武志〈從《文心雕龍．論說》看劉勰的思想〉，由劉勰為「論」下的定義是「述經敘理」，以解釋經典的傳注為「正體」，足証其對儒學的崇仰。又兩漢著作「或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故劉勰談「論」體，多取材於魏晉談玄作品，然而他批評玄學是「滯有貴無」，語帶針砭，他的〈滅惑論〉說「孔釋教殊而道契」，可知他裁抑道家的態度。又從「動極神源」等語可見劉勰對佛學的褒贊，〈論說〉篇借用了二個佛家用語：般若、圓通，但劉勰並無意在贊聖論文之際，大談佛法。故其思想歸趨仍以儒家為主。故此文由〈論說〉篇探討劉勰對儒學、佛學、玄學的態度，立論中肯。
探討〈論說〉對唐宋影響的，有顏瑞芳〈從《文心雕龍．論說》看唐宋說體寓言〉，詳第五章首節「外延．影響」。
李師、呂、顏三家從不同角度切入探究，都能另闢新徑，頗值得參考。
〈詔策〉篇
此篇僅有校注一文，李師曰剛〈《文心雕龍．詔策》篇斠詮〉，指出凡下行公牘（多為帝王告臣民者）均歸於此。酌參《御覽》、《集成》等敘錄，歸納出「詔策」的品目有誓、誥、命等十六項，詳析其義用與變革。末分五點申論詔策的現代「適應性」，為研究範圍的擴展與國文教學的創新架起了橋樑。
雖詔策文體已脫離實用價值，然其「騰義飛辭」仍可作為寫作的指導，惜未有理論方面的研究。
〈奏啟〉篇
此篇僅有校注一文，李師曰剛〈《文心雕龍．奏啟》篇斠詮〉，指出「奏專用於獻上，啟則遍及於平行」。舉蔡邕《獨斷》、徐師曾《文體明辨》、姚鼐《經史百家雜鈔》、曾國潘《古文辭類纂》等各家所論作一比較。復言其寫作原則，「陳事之奏」以敘事明理為主。「按劾之奏」所以「明憲體國，肅清風禁」，故要「理有典刑，辭有風範」。而「啟」多用於東宮及諸王，以謝賜賚。
劉勰認為奏體「酌古御今，治繁總要」，對現今寫作亦有參考價值，惜未見抉發其旨的研究。
〈書記〉篇
對〈書記〉篇的研究僅游志誠〈運用《文心雕龍》理論分析卜辭文學〉一文，探究此篇二十種書記文體的占卜性文章，括舉「占」、「式」二體，認為這是劉勰所見的占卜文學，得出二項結論：一、《文心》所述占卜文體，以《周易》為主，有其文學價值。二、〈書記〉所講的「式」，近似「羅盤」，劉勰所言應是由「式」占出後所寫下的文辭。游氏注重與實際作品結合，然多以古論古。〈書記〉可作為現今應用文寫作的指導，惜此方面的研究闕如。
綜觀學者對文體論二十篇的研究，側重於通論部分，注重體例與方法的闡發，如四大綱領、分類方法、視點與基據等。也有與前、後文體分類與選集相較者。專書高達四部半，其中二部半針對文體論本身，分別探討文章體裁、全面深究原典；二部結合西方理論、現代學科來研究。
至於單篇研究，二十篇裡有八篇沒有研究論著，分別是文類的〈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與筆類的〈檄移〉、〈封禪〉、〈章表〉、〈議對〉。有四篇僅見校注，分別是〈頌贊〉、〈祝盟〉、〈詔策〉、〈奏啟〉，且多是李師曰剛的斠詮，他與王禮卿、廉永英二家校注皆集中於七、八○年代間完成，三家都探究〈頌贊〉、〈祝盟〉，與理論研究側重的篇章不同。在有理論研究的七篇中，集中在文、筆兩類的前三篇與〈諧讔〉篇，又以〈明詩〉篇最受矚目，不但篇數倍於他篇【35】，且有三部專著；其次是〈史傳〉篇，此二篇恰居文、筆之首；再次是〈詮賦〉與〈諧讔〉，這和現今重視民間文學的潮流有關。綜上可知，文體論的研究偏重於整體性探討，單篇研究尚嫌不足，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35研究〈明詩〉的論著最多，有十篇論文、三部專著；其次為〈史傳〉六篇、〈詮賦〉、〈諧讔〉各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