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此篇文章，以德國耶穌會士Kircher (1602-80) 的作品China Illustrata 為主題，討論其有關自然 (nature) 的插圖所展示的Kircher的自然觀。作者從圖像描述的特質上出發，聯繫到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整體自然觀的演變，特別是在藝術或視覺材料上所能見的此觀念的具象化的轉變。歐洲當時的自然觀，在宗教改革歐洲地理擴張之後，的確起了相當的變化，呈現多元複雜的面相，預示著啟蒙時代的來臨。作者以China Illustrata 的插圖為主來論述此一議題，的確展現了藝術史家不同於其他學術領域的特長，也讓台灣讀者接觸及認識此一對此地陌生的歐洲出版品。以下是幾點個人對張教授文章的看法及相關問題，提供演講當天大家討論：
1. China Illustrata的出版有相當的重要性，歐美學者多所論述。相當多關於Kircher的研究，也必然會提到此Kircher事業晚期的作品。Kircher是一位極富聲望的十七世紀人文及科學學者，更適合的是稱呼他為一典型的十七世紀歐洲savant (learned person or eminent scholar)。所謂的 "savant" 一詞，是指一位在當時對各種學術領域都有專精能力的學者。因他大部份的出版都與現代學科體系中的科學有關，因此大部份對他的evaluations，也存在科學史及關懷此領域發展的學術討論中。在當時，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s是整體互有關聯的知識體系，單純稱Kircher為科學家並不恰當。他總計留有四十多件的著作專書，在當時印刷書籍的市場中， 稱的上是一位名人。研究China Illustrata，自然也是瞭解Kircher思想及學術的一重要切入點。作者的研究是以一藝術史分析視覺材料的特點作為鋪陳論述的主要方法及工具。重點是China Illustrata中的插圖，並非出自Kircher之手，當然他作為作者，實際上決定圖版的選擇。從未到過中國的Kircher，China Illustrata是一集合各種資料資訊的合作型作品 (collaborative work; compilatory character)，只是它反應了Kircher的概念及意圖。圖版的來源及版畫鐫刻者我們皆不知，不過使用這些圖版在探討Kircher思想時 (包括其他作者所引用的作品)，是否需同時考慮其中相關文字 (Kircher所寫)，而非僅作一風格層次的視覺比較。換言之，Kircher所寫的文字表現他對圖像的解釋，其中意涵對探討Kircher的思想應是最重要的。作者以圖版為主軸輔以文字的作法，從上述圖版非Kircher的制作角度而言，我認為比較適合的是須提出這項澄清，以及China Illustrata的內容多重來源的特質，再進一步論述那些關於Kircher的自然觀。或作者對所謂word and image 的關係在Kircher及十七世紀的歐洲有如何的解釋。
2. 當然，China Illustrata的插圖，置於當時藝術發展脈絡中是絕對有意義。作者在這一點上，更有必要澄清 Kircher跟圖版的關係，及其研究中，圖版可能的來源及相關版畫之流通及市場。1633 Kircher被教廷派任為耶穌會羅馬學院數學學門的主席 (Chair of mathematics, Roman College)，此為一德高望重的職位，Kircher從此之後 (1635 arrived in Rome)，就留在羅馬寫書、出版、進行他的學術活動，直到過世。China Illustrata的第一版出版於Amsterdam，出版地經常代表其出版商的贊助，而Kircher對China Illustrata的製作，是在羅馬進行的。也因羅馬作為教廷所在的環境，他能獲得最多關於耶穌會中國傳教區的資料，不論是文本的或口頭的。不過作者在此的研究脈絡，並無特別區別這點問題，相比較的藝術作品 (in the section of "Zufallsbild" and "Kompositbild")，都與當時羅馬的藝術或版畫市場無關。
3. (p. 8) 作者提及Nieuhof's work (1664，早於Kircher的)。 類似的對自然描述風格，是否是當時對異文化或東方討論書籍的一種特徵，而不是Kircher一個人的美學觀， 或由他引進？他與Nieuhof的共同意見 (p. 9)，到底是反映如何的歐洲人中國觀，及此美學觀對歐洲究竟有何意義？繼之的討論，在十八世紀所見的此種自然不規律美感的美學觀，可簡化為全然是China Illustrata出版及Kircher的影響，是值得商榷的。
4. (p. 12) Kircher和教廷的關係：
Kircher 所處的時代，於羅馬教廷，正是對Galileo Galilei的太陽中心說嚴禁後的紛圍。作為一名正統的耶穌會士，和天主教上層菁英份子，Kircher典型地反映傳統保守的世界觀和學術態度，猶如一美國學者Ingrid Rowland所述如下: "He took the world's variety as proof of God's greatness and of Scripture's enduring validity;" "All of these impulses [in Rome], all powerfully expressed in Kircher's own nature"(p. 14, in Ingrid Rowland, The Ecstatic Journey: Athanasius Kircher in Baroque Rom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2000))。所以Kircher絕非如萊布尼茲反對傳教，也絕非如作者於所言，他處於一個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的時代 (p. 13)。作者於十八世紀的結論與十七世紀Kircher時代的相連，也許太過唐突。伏爾泰和萊布尼茲所處的對中國文化高度讚賞的時代，即使可從Kircher的China Illustrata獲得啟發，但其發展所牽涉到的細微的歷史轉變問題，及十七十八世紀的差異，並非一直線式的推論所能完全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