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4月分研讀活動成果摘要

（本頁會議內容為 許淑婷 整理紀錄，非發表人原始文章）

時間：99年4月17日（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勤大樓6樓專題討論室

活動內容：

第一場：

郭靜云老師：《捴物流形》導讀及相關問題

這篇文章的問題由第一個字開始，郭靜云老師認為，普遍被認為應讀為「凡」的首字，實際上該釋讀為「捴」（請參閱郭靜云老師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的文章〈上博七原名為《凡物流形》篇名考〉）。她認為這篇文章是沒有中心思想的，也沒有邏輯、沒有敘述、論述，而是一篇「禮文」，像是屬於道教的神文，若真要對內容分類，可能比較偏向道家，乃是利用道家的思想來比擬祭祀活動，同時也有黃老思想的滲入，例如文中所提及祭祀的季節名稱即是。如此組織，並作成文章，形成一篇類似進行儀式所用的咒文（包山簡也有類似的篇章）。

由於本篇文章的句型結構，與漢代的賦有相似之處，皆是行文有部分押韻，也富有節奏，另一部分則是散文，二者有相似之處，或許除了與《楚辭》之形式有關之外，還有其他來源，例如漢賦一類的文體。另外，上博簡的內容組成非常複雜，不像郭店簡的文章性質較為統一，以及墓主身分是可知的，因此本篇到底是何種身分的人隨葬了這些性質懸殊的竹書，或是這些竹書來源並非同一墓，目前這些問題都還無法判定。郭老師認為造成此現象，也不排除上博簡可能混雜了漢初的竹書在其中。

「流形」二字，應採林碧玲老師之見解，包含了兩種動作，「流」與「形」皆是動詞。「捴物流形」的意義即是「捴物流氣而塑形」。

「既成既生，奚寡而鳴」，「寡」字多被解為「故」，在此作「寡」即可，是「孤獨」的意思，屬於「孤陰不生，孤陽不長」的孤獨之意。

「既拔既槿，奚後之奚先」，「槿」未必就是「根」之意，而是作「柄」，「根」與「柄」在本質上是有所區別的，「柄」之意為「本」，在此有固定的意思，和「拔」相對，一者表示轉移的狀態，一者表示穩定的狀態，故此二句的意思是「完全轉移、完全穩定，何後何先」。

上述皆言「流」、「形」相互關係的問題。

「陰陽之處（），奚得而固」，被釋為「處」之字，郭靜云老師認為應該釋做「仲」。因為文獻上無法得到「陰陽之處」的用法，陰陽講究的是調和，無論「處」或「居」皆看不出有調和之意，而在戰國時的鄂君啟車節和鄂君啟舟節，是與「處」之字形同時出現的。據上述的文物銘文來看，該字被釋為月分名稱，郭沫若曾對此有相關討論，然而郭沫若認為該字作「余」，殷滌非認為作「禘」。睡虎地秦簡《日書》在月分名稱上也使用了這個字，但《日書》裡又有出現通同字，有作「尸」、「夷」，這些字在古代應是音義相通。由《日書》看秦楚月名對照表，此字應作「仲」。「陰陽之仲」、「水火之和」的互文解釋也比較順暢，「陰陽之仲（中、沖）」的概念是道文化的用語，而本句之意即陰陽沖氣，陰陽沖，水火和，陰陽、水火沖和。簡文對陰陽、水火的描述是不同的，陰陽以「固」為重，「固結」才能形成穩定的狀態。水火則是彼此不能相超或相勝，必須是雙方勢力平衡的「和」，才能確保自然界不會產生各種災難。

「天地立終立詒」，「詒」字多被姐為「始」，但字形从「言」，所以應作「詒」，意為「遺」，「終」與「詒」有「終結、斷絕而續傳」之意。本句之意為「天地立終斷、立遺傳」。

「天地五度」，「五度」所指涉的是進行某種禮儀的人所使用的字，在此是統治者的身分。「五言在人」的「五言」所指的是「五德之言」，「五德」是人所擁有的，而這也是統治者所重視的。簡文至此已轉為詢問人事。

「篤為奉」，在《緇衣》中作「蔡」，此字是楚文中的「蔡」，其意為「卜甲」，「蔡」字一開始不从「祭」，後來才訛變為从「祭」。文獻中的蔡公、葉公指的皆是同一人。

「生於人，奚故神骨」，「」讀為「明示」的和文，這句是祈禱的用詞，希望祈禱時神靈出現，而不是鬼出現。「生於人」這樣的句子在文中重複出現，這顯然是「禮文」的特徵。

「吾如之何思川（鄉順）天之道？」，即是「鄉」，通「饗」、「向」，「思」有「正道」的概念，道德純備之意。

「吾既得百姓之和，吾奚事之？」這句話因提及「百姓」，可以確定是統治者的立場在向神靈發問。「吾」代表的不是「我」，而是代表「國家」。

郭靜云老師雖尚未將《捴物流形》一文逐一釋讀完畢，但她認為這是一篇祈禱用的「禮文」，應該是統治者向祖先神或者神靈詢問自然情況，以及治理國家的方法。他特別提到簡文中的墨丁不應該單純認為是斷句或者重文符號，甚或置之不理。這些符號可能是進行儀式時的特殊標記，如表示卜骨的使用或者其他儀節，但詳細內容尚須留待考證。

討論：

郭梨華老師認為郭靜云老師將「如蒴，足將至千里，必從寸始」的「足」解為「充足、完備」，而不是名詞型態，是否可以再討論？陳麗桂老師也認為「足」字在此句的句法結構上，不太可能作為副詞或是動詞使用，因為這句話若將「足」解為副詞或動詞，就會缺少一個主語，句意反而模糊。

林素英老師則認為，目前對於古代的各類禮儀活動，仍無法全盤地瞭解其中進行的過程與細節，在沒有更為充分的資料能夠佐證之下，不能以目前現有的資料來說「禮文」是沒有邏輯、沒有章法的。又，郭靜云老師提出本篇文章的內容思想可能和「道教」有關，但「道教」創立約在東漢時期，已與本篇文獻的年代相去甚遠，是否應該重新確認〈凡物流行〉該篇與「道教」的關聯性，而非直接以「道教」思想作比擬，或是認為這篇是「道教神文」。

第二場：

郝本性老師：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兼談曹操墓相關問題）

一、中國古代盟誓制度

中國古代的盟誓不是用法律來制定，而是用共同信仰的「神」（祖先或者自然神）來當見證，而且立下盟誓後大多會遵守。盟誓的儀式內容一開始是口頭約定與舉行，沒有文字記載，只能根據後世追述的文獻以及文物去推測更早以前的盟誓儀式內容。由於中國古代對「血」有特殊的崇拜，因此古代盟誓時常以「血」微儀式裡的媒介。除了「血」，還有「人頭骨」也常常被作為儀式媒介之一，但隨著歷史發展，而逐漸以動物的骨骼取代。不過殷商時期的出土文物，尚可見以人的頭骨為祭神時所需的器物之一。在西夏黨項族的文物中，仍可以見到與商代早期都城的文物相似的遺存，例如以人頭骨作為酒器病排列整齊，這即是以「人」作為盟誓的器具之表現。

盟誓此一活動，距今時代越早，越受當時人的重視；越往後發展，則越依賴「法律」的約束力。早期盟誓是受到共同遵守的，也因此盟誓具備「準法律」的性質。盟誓的約束力在於對共同信仰的祖先神或者自然神發下詛咒的語句，強調若不遵守誓約，則會得到嚴厲的報應。詛咒的內容通常與自身家族的延續有關，因此對當時有相同信仰，並重視後嗣傳承的先民而言，具有詛咒性的盟誓，自然具備宣誓者必須遵行的性質。因為盟誓使用血或者人頭骨為儀式媒介，還必須向神靈起誓等，可說是一種巫術。

商代的盟誓會使用俘虜的人頭骨作為飲器，以參加盟誓的人的血滴入酒中，眾人共同飲下以完成盟誓的約定。《淮南子．齊俗訓》：「胡人彈骨」即記載了類似的習俗。其中「胡人」泛指北方民族，「彈骨」的「彈」指的是一種刑罰或者攻擊方式，利用彈丸彈入人的頭骨。而出土的人頭骨上會有個小孔，即可能是此種風俗。到春秋時代都還有在戰場上以彈弓攻擊人致死的情況。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的《侯馬盟書》及《溫縣盟書》所出土的文物，已不見使用人頭骨來立盟誓的情況，而是採用動物的骨骼，如羊骨。

西周初期武王伐紂時即有盟誓，如「孟津」，又稱「盟津」，《墨子》書中引作「太誓」，或作「大明」，即「大盟」，是在講述周武王與諸侯並立盟誓的史事，該地也因此而得名。除了戰爭時會立盟誓以糾合己方陣營的向心力，在處理一般的糾紛，如土地或者奴隸等問題時，裁判者也會要求雙方都立誓，使得裁判結果能具備公信力。而裁判糾紛的誓詞有些被銘刻在青銅器上，保留至今。可見在西周時期，盟誓是被當成法律的輔助手段。

春秋時期重視盟誓，這段期間有記載的盟誓將近兩百次。盟誓不僅限於國與國之間，各種階層都有可能相互盟誓，這反映出當時的氏族因為數百年的繁衍及分支，人數增多，宗法制度已開始鬆動，為了維護統治權的穩固，以及各個階層的往來之穩定，在出現更適宜約束群體的方法前，當時人所倚賴的即是「盟誓」來保障權利及義務。春秋時期的諸侯國裡，有數量日漸增多的「國人」階層，這些人未必與國君有血緣上的關係，為了約束「國人」，也只能靠盟誓。然而盟誓初始所仰賴的是共同信奉的祖先神及自然神，春秋時期對於「神」的信仰性漸低，取而代之的是「誠信」原則，尤其是「信」，這也發展出對於「忠貞不二」的思想之強調。這同時也反映出這個時代的神之權威性正在降低。

戰國時期會依賴「神」的儀式是「詛文」，在儀式上向神靈詛咒敵對國家，並將咒文刻在石上，沉入河裡或者埋進土坑裡，這類詛咒文有一定的格式，有些甚至還會自詛。然而戰國時期已不如春秋時期經常舉行會盟了。

春秋時期的盟誓，在舉行之前會選擇地點，若參加者皆是本宗族的，即可在宗廟舉行盟誓。若參加者甚多，且不見得是同宗族的，則需要特別築壇以供盟誓之用。在挖掘出土的《溫縣盟書》遺址裡，可以清楚看到盟誓的遺址必定有個三種坑：動物坑（通常是羊）、盟書坑、迎神用玉帛坑。這三個坑必然是分開的，不是過往所猜測的那般全數埋在一起。這些坑雖然沒有固定的形式或者格局，但大體而言是南北向排列，最北邊的坑是玉帛坑（《周禮．秋官．司盟》：「北面詔明神」）。

春秋時期的盟誓，若是國與國之間的會盟規模，則誓詞裡所提及的神靈有各國的名山大川、各自的祖先神等等；若是身分等級較低或者小規模的盟誓，則以共同信仰或者共同懼怕的神靈為起誓對象。戰國時期的盟誓次數大幅降低，為維持各國外交上的平衡，或者其他需求，則已轉向以武力、暴力的手段達成，或者採取「交換質子」的方式，例如戰國的秦國和趙國曾經換質子等等。

■《溫縣盟書》的主盟者：韓獻子（498 B.C.），韓國；《侯馬盟書》年代為496 B.C.，趙國。二者在誓詞上都有提到相同的敵人，所以應該是同一時期的東西。《溫縣盟書》挖掘出數千上萬的玉石片，可能是該城的「國人」都參與這次盟誓，才有如此龐大的數量。而《溫縣盟書》所使用的祭壇遺址，應已持續使用了一百多年，故也挖掘出戰國中晚期的盟誓文物。

■進行有關於盟誓文物的考古，不容易發現遺址的原因為：在發現埋葬坑時，藏於其中的盟書可能因為是墨書於竹片或者玉圭的緣故，容易脫落，或是出土後便開始掉墨，難以辨識。再者埋葬的坑較諸陵寢的規制小很多，也不容易被察覺。

二、曹操墓及其相關問題

歷史上對曹操的評價，至少在唐朝時仍是正面評價居多，南宋開始因為理學思想以及正統觀念，加之以北方由女真人統治，使得當時人誇大與強調曹操行事較為「詐偽」的部分，而南宋的平話也渲染此部分，從而形塑出陰險詐偽的曹操形象。

《三國演義》所提及的七十二疑塚，大抵是由王安石詩「銅雀台西八九丘」演變而來的。然而曹操墓湮滅甚久，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下葬時已遺命薄葬，曹丕遵遺命也不舉行墓祭，附近的墓則有東魏、北齊時代的墓葬，因此湮滅得很快。

就發掘情形來看，曹操墓的墓葬品、武器等物品上都有「魏武王」的名銜，這說明墓葬當時只可能用在曹操死後、曹丕尚未稱帝之時。再者墓葬的位置與文獻記載相符，曹操曾提及死後要葬在西門豹祠的附近，而後趙魯潛的墓誌銘上有詳細標示曹操墓的方位。自從後趙魯潛的墓誌銘被發現後，其說法便成為定位曹操墓的重要依據。該墓的規模頗大，有兩個墓室，符合曹操的「王」之身分。墓中的畫像石風格屬於東漢晚期。時間地點都算是符合，也有相應的墓葬品及文字。

曹操遺命薄葬，影響了曹魏的風氣。東漢晚期流行厚葬，曹操所處的時代兵馬倥傯，基於現實的理由而提倡薄葬，自有其時代背景。其子曹丕也遵循薄葬的傳統，甚至在遺詔裡詛咒後代子孫若施以厚葬，將遭受報應。晉代司馬懿等仍是薄葬，但後代的幾位皇帝及貴族則逐漸提起厚葬風氣。雖是如此，曹操幕的「不封不樹」作風，仍甚為影響後代之墓葬情形。

三、討論

郭靜云老師提問：如何確定歷史記載的盟誓之時間、人名？

郝老師回答：出土的盟書上通常會有清楚的紀年，即可以《春秋長曆》來推算確切的時間，再與傳世文獻對照，藉以確定盟誓的主盟者及年代等。

周美華老師提問：《溫縣盟書》遺址所埋葬的動物坑除了羊，是否有「牛」？

郝老師回答：遺址中沒有發現牛隻；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當時已採行牛耕，再者參與盟誓的人甚多，但身分並不足以使用牛隻，所以以羊為主。此遺址所出土的玉幣也幾乎是劣質品，比《侯馬盟書》的出土品更劣等。

當日與會者簽名表：

當日活動照片：

↑林素英老師的開場介紹

↑郭靜云老師主講

↑郝本性老師介紹溫縣盟書的相關資料

↑諸位師長及同學參與情況

↑郝本性老師對溫縣盟書遺址以地圖作介紹